摘要：“忠言逆耳，总要有一部分记者，要坚持反映社会现实，凝视公权力的使用，基于科学与理性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我更想成为这样的记者。”

崔慧莹，（27岁） 本科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学，研究生就读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自2017年7月入职南方周末报社，任南方周末绿色新闻部记者，专注健康领域相关报道，深耕医疗改革、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领域，参与北京鼠疫、权健直销等重大事件报道，在北京驻站工作，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单位好评。

（图为崔慧莹师姐生活照） 

第一次接触崔慧莹师姐，是带着任务去的，当时学院正统计近十五年优秀毕业生，崔慧莹师姐是其中一个，我刚好十分幸运地和她有了一面之缘。此次专访是第二次与学姐交流，得知她在武汉一线报道，唯恐这次专访会打扰到她的工作状态。一次深夜，我在朋友圈看到师姐分享了新的一篇稿件，“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借此契机和学姐预约了专访时间。以下是我们和她的一些谈话内容。

说到去武汉一线采访，师姐的思绪一下子拉到2月11日的凌晨。“大概是零点30分接到通知的，申请很早就提交了，但要等报社的统一安排。毕竟是疫区，也封城了，不像平时打个申请就能出差。”领导给我打电话，只有两个要求：1、务必注意安全，不能被感染；2、当天要抵达武汉。其实我行李箱早就收拾好了，也提前备了口罩，免洗的消毒洗手液等等，所以当晚就简单带了几件衣服，动笔给父母写了封信，藏在桌垫底下，就睡觉了。到早上10：30分，我已经坐在从天津前往长沙的高铁上了，12306网站上是买不到去武汉的车票的，但可以在途经武汉时下车。

1、到了武汉的第一天晚上当时的心情是哪样的？个人又是如何做好防护措施的？

崔：其实出武汉高铁站的印象最深刻。我每个月至少在全国各地出差1-2次，跟火车站打交道太多了，习惯了人头攒动的热闹，站在落针可闻的空荡大厅，是很悲凉的。我后来在写武汉城市解封时开头就用了这个细节， “列车驶过轨道的‘哐哐’撞击，仿佛能砸穿心底。”在武汉的每一天，我都很心疼这座城市的遭遇与付出。

防护就是只要出了自己的房门，就要戴口罩。我平时戴隐形眼镜，但在疫情期间也都换成框架眼镜了，怕手洗得不干净。其他就是出入酒店，衣服上要喷酒精消毒，进医院要穿防护隔离服。

2、父母或者长辈们知道这件事吗？他们是如何向你传达他们对你此次去一线战斗的想法？

崔：爸妈很早就知道，作为健康版的记者，我是肯定要去武汉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从春节我就在跟爸妈说这件事了，他们虽然有点儿担心，但还是支持的。

我出发的早上时间很紧，妈妈把家里易储存的饼干、八宝粥、酱牛肉都让我带上了，她没送我下楼，在家门口跟我拥抱时就哭了，爸爸帮我把行李拎到楼下，也没让他们去车站，那时候去公共场所都很冒险。

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按当时的情形，爸妈确实是感觉送闺女上战场了（笑），可能是没藏好，当天我妈就看到信了，哭惨了，给我发微信说，爸妈一定是最支持理解我的，为我骄傲，让我别担心他们，要自己保重，等我凯旋归来。

3、到了武汉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哪样的？有没有害怕？最后又是如何克服下来的？

崔：我其实并也不担心感染的事情。我在南方周末做健康版记者快2年了，写过艾滋、疟疾、鼠疫等各种传染病，也进过肺结核患者的病房。我知道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途径是什么，也知道如何做好相应的防护，保护自己。真正可怕的是不知道对方是患者，不知道传染源和传播途径是什么。我们对新冠病毒肯定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但科学的研究证据和防护意识，就是克服恐惧的良药。

（图为崔慧莹师姐在武汉某医院采访工作照）

谈到在此次报道的过程中，最让自己难忘或事情时，师姐说：“太多了。”封城一个月时，自己和同事去汉口火车站采访，看到有春节前滞留外地的武汉人返乡，找不到公交车，有些人自家的车出不了小区，就只能走路十几公里回家。后来自己和同事找到车送他们回家了，还挺开心的。“稿件负责记录时代，但当时我就在现场”师姐说，能做很多具体而微的小事，给予一些人帮助。比如为几个逝者家庭介绍了心理援助项目，帮一个烫伤的孩子协调到了手术，用剩的盒饭投喂公园里的几条流浪狗...

4、2月8日，雷神山医院收治第一批转运过来的新冠肺炎患者，你们当天也对医院进行了探访，当时看到竣工后的雷神山医院有什么感想？

崔：当时武汉“一床难求”，很多找不到床位的患者，都在期待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竣工和投入使用，但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只有这两家医院的床位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雷神山医院是边建设边收治患者，承载能力有限，2月8日时医院还像个大工地一样呢，所以其实很忧心，幸好方舱医院在那个时候也陆续启动了。

5、截至目前，我们从南方周末等平台了解到师姐近20篇的报道作品，您印象最深的作品是什么？完成过程中克服了哪些困难？

崔：《武汉解封倒计时》吧，是南方周末的头版报道。周日晚上编辑告诉我，最好在当期完成这篇报纸稿件，也就是说我只有周一周二能采访，周三就得交稿。

这是一篇城市稿件，观察武汉“解封”前的准备运动，涉及到社区居民生活、城市交通恢复、企业复工复产等各方面，时间很紧张，需要大量的密集采访以及驾驭素材的功底，我是熬了一个通宵交的稿件，压力很大，幸好完成了。

6、在武汉的这些日子，有没有让自己感到遗憾的地方？

崔： 我来武汉之前就在想，可能要在这座城市留下3000声叹息，后来发现超出预算了。 有太多居于弱势地位的老百姓，很难发出自己的呼声，作为记者，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试探“尺度”的边界，求一句问心无愧。

说到自己的新闻理想，师姐表示，自己对于南周的向往是从在食堂报摊前买下第一份《南方周末》开始。无论纸媒如何式微，调查报道的环境如何艰难，《南方周末》仍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严肃媒体之一。南周是我新闻理想的启蒙媒体，后来能把289大院作为职业起点，与很多优秀的业界前辈成为同事，是我的荣幸与幸运。南周在我心中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现在的党媒记者大多是“喉舌”， 负责完成宣传任务，生产社会正能量。“但忠言逆耳，总要有一部分记者，要坚持反映社会现实，凝视公权力的使用，基于科学与理性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我更想成为这样的记者。”

（图文崔慧莹师姐在一线采访途经武汉某大桥）

7、我们常说记者应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您觉得一名合格的记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或者说作为记者，在像疫情或者其他重大社会事件当前，需要有什么特质和信念呢？

最核心的还是专业，尤其是健康领域的报道，很考验记者在垂直领域内的知识储备，对选题价值的经验判断，以及采访资源的长期积累。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变成造谣、传谣的媒体。每逢重大社会事件，谣言四起几乎无法避免，我们常说，“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做科学传播真的任重道远。

在广外新闻学院就读期间，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一门课。师姐表示，“我印象深刻的课程有很多，比如社会学调查方法的课堂作业，有小组跑去调研广州黑人，烈日炎炎发了近百张问卷，我们也做了关于青年亚文化的PPT在课堂上分享、讨论，学院整体的教学氛围很好，老师们的专业水平也很高。

其实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朱颖，在生活、学术和职业道路上，她给了我非常多有价值的引导和帮助。我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朱老师的建议，写新媒体环境下，女性新闻工作者的新媒体转型路径，在对很多女记者的职业路径进行访谈与研究之后，我发现这个职业实在很有魅力，所以毕业求职时，我最看重、最想要的Offer就是国内几家知名的媒体机构。”

8、作为第一届广外专硕毕业生，师姐可以说为后来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哪些经验与心得与师弟师妹们分享？

其实我到广外读研，也是第一次从北方到南方生活，当时爸妈也很担心，离家这么远，能不能照顾好自己，但看到学校环境很好，也就放心了。其实我在广外收获的不仅是课本上的新闻理论知识，更珍贵的是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拥有了更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更国际化的视野。

其实不敢说自己是多好的榜样，唯一的建议，就是希望师弟师妹们能更珍惜宝贵的校园时光，大学是很无忧无虑的，应该好好享受跟同学们一起读书，一起成长的友情。另外就是现在社会就业竞争太激烈，也应该有点忧患意识，不仅课堂上要努力，还要多读书多实践，认真运动关注健康。

9、师姐觉得广外新闻学院有别于其他高校新闻学院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对于报考广外的同学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记得在学校里听过很多高质量的讲座，比如中山大学的张志安教授的演讲，原《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微信公众号智谷趋势创始人邓科老师的分享等等，这些来自学界、业界的一手信息，其实对新闻学子的成长很有益，一些镌刻在时代新闻历史上的精彩细节，往往只能在“幕后”口口相传，是书本、新闻里了解不到的。

所以希望有意向报考广外的同学们，就不要犹豫啦，相信这里的师资、课堂、食宿条件和师兄姐弟妹的颜值，都不会让大家失望。